依照党中央的政治判断和定位，“五位一体”是总体布局，“四个全面”是战略布局。一般而言，总体布局与战略布局没有本质差异，因为是在同一个维度展开，所以可以结合在一起阐述，比如总体战略布局。因为，战略高度一定奠基于总体，非此不足以上升为战略。同样，只要是总体性规划或措施，一定具有了战略特征或化为战略规划。既然如此，为什么又要分出两个布局呢？仅仅是为了文字区别？显然不是，一定有更为深刻的思想内涵和逻辑关系。

　　“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与“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基本关系

　　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和建设目标与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建设和执政能力提升，基本上反映在“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与“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中。又因为二者都有着丰富的内涵，并且向对方延伸，从而决定了在一些领域和内容上的交叉。正是这样的原因，需要我们阐明二者之间的关系，厘清各自的边界。这对于更好地从理论上弄清党中央战略部署、习近平总书记的治国理政思想非常重要，对于全党乃至全社会更加自觉地执行党中央的重大决策部署同样重要。

　　分析来看，二者存在根本上或目的上的一致性，即让人民群众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环境等诸方面享有更加美好的生活。在这个前提下，二者也存在着一些差异，正是差异而决定了区分总体布局与战略布局的必要性、重要性。

　　首先，两种提法产生的时间、背景和方式存在差异。“五位一体”是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来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依据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总布局是五位一体，总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因此，要求“必须更加自觉地把全面协调可持续作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全面落实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促进现代化建设各方面相协调，促进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协调，不断开拓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从这段严谨而又全面表述中可以看出，“五位一体”是基于国家的现代化建设进程和奋斗目标，进行的一种党的主张化为国家意志的政治行为。

　　“四个全面”是习近平总书记于2014年底基层调研过程中分两次提出来的。一次是他到福建调研时提出，“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进程”，内含“三个全面”。此后，他到江苏调研，又特别强调了全面从严治党的极端重要性，并且将其与小康社会建设和深化改革、依法治国放到一起来，因此有了“三个全面”向“四个全面”的丰富和发展。正是这一丰富发展提升了战略布局的高度、宽度和力度。因为，中国的政治制度或政治设计，最根本特点是党的领导，所谓“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既然党领导一切，那么其使命责任也不可替代，其执政能力必须无可比拟，没有从严治党，并且是“全面从严”，断无可能达成这样的能力水平。

　　如果更加深入地探究“四个全面”的形成过程，会更好地帮助我们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形成、发展和深化。十八大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提出“全面推进从严治党”。从中可以看出思想体系源于实践，并且具有内生性和严谨的逻辑关系，决非拍脑袋，凑观点。更重要的是，从中还可以感悟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思想历程。

　　其次，“两个布局”在不同维度展开。“五位一体”是中国现代化建设重点着力的方面，或者说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所要达到的水平。换言之，诸方面的建设水平就是中国现代化的发展水平。还可以说，只有实现了“五位一体”，我们才敢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走在正确而又宽广的大道上。

　　“四个全面”是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基于当前国际国内政治生态、发展状态，着眼执政党肩负的历史使命，结合面临的主要矛盾和问题，从战略高度作出总体判断和筹划。某种意义上，是站在历史和时代交叉点上，找寻治党治国方略，探寻国家和社会的前进方向与突破口。因此，只要在几个方面发力，并且取得成效，我们确立的发展目标就能够得到实现。这里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四个全面”较“五位一体”更富个性色彩，发力更鲜明，成效更明显。

　　再次，“两个布局”的形成方式和过程有所不同。总体布局是党在推进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依据实践成果和思想成果，逐步形成和丰富发展起来，因而折射出党的自我提升的过程和高度。包括十六大报告提出“三位一体”（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十七大报告提出“四位一体”（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到了十八大提出“五位一体”（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三次党的代表大会，实现了三次跃升。

　　战略布局也走了一个逐步丰富发展的过程，内含着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执政思想和理念，遵循的是实践中探索，探索中实践，或者说实践到理论、理论指导实践的规律，因而更能取得成果。这也使我们进一步理解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是理论根植于实践，因而具有更强的针对性和指导性所在。

　　“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与“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皆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范畴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第三次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和重要成果，其指引的是中国的大国道路，同时支持建构中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启发人类文明发展方向。正是宏大而又系统，决定了内涵十分丰富，思想和理论意义特别重大。

　　沿着这样的思路进一步分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中国共产党完成新的历史使命。迄今为止，中国共产党已经和正在承担起三大历史使命，也就是十九大报告中所明确：“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前两大使命已经完成或基本完成，又或者说已经完成了基本架构和主体建构，后一个奠基于前两个，但需要更大更艰难突破。因为，其间涉及到许多必须回答的根本性时代性命题。

　　作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习近平承担着带领全党全国人民追逐百年梦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同时，作为大国领导人，并且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最高决策者，他不可避免地要着眼和回答世界往哪里走的问题。大国不同于小国的地方，在于国际责任，或引领世界的责任。从这个意义上讲，他的思想理论必须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

　　要在思想理论上回答人类发展方向和路径选择。世界往哪里去，不是一个自然而然，更非必然的事情，必须经过努力和争取，其中关键一点是大国及其大国领袖的选择。人类走什么道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早就作出回答，这就是“社会主义消灭资本主义，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这一终极目标至今没有改变，但实现的方式和路径必须变。因为，当时基于无产阶级尚未夺取政权，或在部分国家夺取政权后，无产阶级运动总体上处在弱势，加上整个世界所处的政治状态，种种因素决定了走暴力革命的道路。这种选择符合当时世界政治生态及其要求，但存在历史局限性。当历史走到当下，中国已经参与到世界规则制订中来，既然是重要的规则制定参与者，意志可以在博弈过程中实现，也便没有必要再借助暴力手段。所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时代的高度，鲜明提出“跳出冷战思维、零和博弈”，强调“中国梦与美国梦是相通的”，尤其确立起“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使命，提出并积极推进了“一带一路”建设。所有这些，都异于“你死我活的制度对抗”，属于走在文明的发展新路。

　　要在思想理论上回答中国当下的发展道路。党的执政或制度建设，要补足哪些短板，方可更快更好地实现既定目标，这是时代命题，也是历史命题。补短板的措施之一便是改革，我们的改革已经明确为，“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同时也强调了，“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版，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由此带来一个重大问题，如何从理论上回答我们走的是什么样的道路，这决定着制度建设和更新。毫无疑问，我们正在走的是前无古人的开创性道路。鲁迅说过：“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真正的开创性道路，作为开创者就必须从理论上讲清自己道路的外在表现和本质内涵，尤其是讲清内生逻辑和科学定律，只有这样，才能够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全新选择。要回答好这一点，必须借鉴或内含“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

　　只有从更深层次理解把握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理论体系的本质内涵，才能更好地推进和落实“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与“四个全面”战略布局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应时代之需而生，集中全党之智慧，是一个宏大的思想理论体系，既包括“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又不限于此。更准确地讲，二者在整个思想理论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不可或缺，但不是全部，还有许多重大思想存在其中。因此，我们需要从更高站位掌握整个思想理论体系，唯此才敢言将“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引向深入。

　　一方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站在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与人类文明发展方向的高度形成和发展的。王沪宁在《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出版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了“四个深刻把握”，包括，“深刻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深刻把握这一重要思想为发展马克思主义作出了重大原创性贡献，深刻把握这一重要思想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行动指南，深刻把握这一重要思想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开辟人类更加美好的发展前景指明了前进方向”。

　　另一方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因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而生，又是为着完成使命而建设和深化。所以，不仅不能孤立地理解某一次讲话或某一个思想观点，也不能孤立地认识“五位一体”和“四个全面”，必须全面系统理解把握，弄清其间的思想内涵和逻辑关系，否则就可能以偏概全，甚至会出现割裂。

　　这就涉及到方法论。一般来讲，一代领导人之所以承担起一个政党承担的历史使命，是因为有逻辑严密，且富于内生性的系统思想理论作指导。毛泽东和邓小平之所以能承担起“站起来”和“富起来”的历史使命，是因为形成了科学的思想理论体系，这个体系包含三大要素：政治观、思想路线、执政方略。党有政治路线，领导人有政治观，毛泽东的政治观是阶级斗争，即通过阶级斗争实现人民解放，思想路线是实事求是，执政方略是抓革命促生产，以革命带生产。邓小平的政治观是和平发展，也就是依据时代发展跳出“以阶级斗争为纲”，思想路线是解放思想，执政方略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开放，即以改革激发生产力，以开放引进生产力。

　　习近平承担起的历史使命是“强起来”，也就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何为民族复兴？就是超越自我，走到人类文明的前列起引领作用，这就需要具备向世界提供“公共产品”的能力。习近平正在带领我们党提升这种能力，且已经向世界提供这样的产品，比如，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倡导“以共商、共建、共享为‘一带一路’建设的原则，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绸之路精神为指引，以打造命运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为合作目标”；确立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等等。

　　总之，只有全面深刻理解把握了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本质内涵和基本特征，才能更好地厘清存在其间的各要素或范畴的基本关系，进而有效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与“四个全面”战略布局。

　　（作者为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