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阅历史，贫穷一直是贵州沉重的标签。明朝时贵州被称为“天下第一贫瘠之地”；清乾隆年间是“岁赋所入不敌内地一大县”；新中国成立之前，贵州农村人口几乎全部处于绝对贫困状态。与全国其他地方相比，贵州曾经有“三最”：贫困人口最多、贫困程度最深、贫困面最大。

　　贫穷不是命中注定，也并非不可战胜。

　　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贵州一直在与绝对贫困作斗争。党的十八大以来，贵州向“绝对贫困”发起总攻，以百折不挠的坚毅攻克一个个贫困堡垒，每年减贫100万人以上，共有923万人脱贫、192万人搬出大山，减贫人数、易地扶贫搬迁人数均为全国之最。

　　摘掉贫困帽子

　　2020年11月23日，注定将铭记于贵州史册：赫章、榕江等9县正式宣布退出贫困县序列。至此，贵州省66个贫困县全部实现脱贫摘帽，也标志着贵州撕掉“绝对贫困”的千年标签。

　　近年来，“一步跨千年”的历史巨变在贵州山乡屡屡上演。贵州省六盘水市钟山区保华镇奢旮村53岁的苗族老汉黄德贵，是这场巨变的见证者和受益者。

　　“当时他家只有3只鸡，1条老花狗，50斤玉米，一对石磨，一个小水缸。一面墙垮了一半，用玉米秆和柴草挡住，屋内乱得插不进脚。”镇党委书记黄长华回忆起第一次到黄德贵家的场景。

　　从黄长华2017年拍下的一组照片看，黄德贵过去住的是土墙房，破败不堪不能遮风挡雨，屋顶上的茅草已经发霉变黑。因长期与世隔绝，黄德贵见到生人都胆怯。

　　黄德贵在新家打扫卫生（2020年7月7日摄）。新华社记者潘德鑫摄

　　脱贫攻坚中，政府在山下给黄德贵安了新家，还在村里为其安排了公益性岗位，负责一个公厕、两百多米村道以及一个操场的保洁，每月400元。加上其他补贴和产业收入，黄德贵已实现脱贫并融入新生活。

　　“山上光秃秃，地里粮荒荒”，位于乌蒙山深处的毕节市赫章县河镇彝族苗族乡海雀村，曾是“苦甲天下”的深度贫困村。

　　海雀村的孩子正在拍摄社交媒体视频（2020年8月4日摄）。新华社记者刘续摄

　　1985年，新华社记者走进海雀村村民罗启朝家，发现他家已经断顿，全部家当不足百元。2020年，新华社记者再访他家，其子罗招文对比今昔深有感触，“腊肉吃得不想再吃了”“家产加起来应该接近百万”。

　　海雀村一名老人在自家门前的院子里（2020年8月4日摄）。新华社记者刘续摄

　　脱贫攻坚不仅让贵州山区农户生活日益富足，也激发了广大干群干事创业的热情。贵州大山里至今仍流传着不少不向贫困低头、甩开膀子奔小康的故事：

　　赤水市独臂农民刘青平不屈于命运，靠种石斛、栽竹子一人撑起7口之家；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养牛郎王昭权主动递交脱贫申请书、靠爬行的双手活出了顶天立地的人生；贵定县打铁村在村口竖起“打铁还需自身硬”的石碑，邻近的高坡村也立起“高坡更要志气高”的村训……

　　突破发展瓶颈

　　500年前，被贬贵州龙场的王阳明在《瘗旅文》中这样形容贵州：“连峰际天兮，飞鸟不通。”不是夜郎真自大，只因无路去中原，黔道难行一度是制约贵州农村发展的最大瓶颈。

　　榕江县水尾水族乡上下午村曾是贵州省深度贫困村，因交通不便，上午从村部出发，下午才能到村里其他寨子，种养出来的农产品很难外售。

　　乡党委副书记李永中说，以前到上下午村入户走访时，需先借一部相机当望远镜用，“先用相机确定山那边的农户是否在家，不然就会花半天工夫，白跑一趟”。

　　近年来，在国家大力支持下，贵州不仅率先在西部实现“县县通高速”，贯通“主动脉”，还通过农村“组组通”三年大决战，大力疏通“毛细血管”，近4万个30户以上村民组100%通了硬化路。

　　拼版照片：上图为贵州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荔波县瑶山瑶族乡村民谢三英从旧居的小路旁经过，下图为谢三英从瑶山瑶族乡拉片移民新村的公路旁经过（2017年8月8日摄）。新华社记者欧东衢摄

　　此外，贵州较早开发了“通村村”农村出行服务平台，在已成熟实施的县，如今村民出行平均候车时间由原来的2小时降低到30分钟，农村地区客运车辆实载率从平台上线前的56%上升到80%以上。

　　随着出村路、通组路的加宽硬化，上下午村村民出行方便了，村里养的土鸡、种的草珊瑚等中草药和蔬菜销路也更宽了。如今，上下午村不仅实现脱贫，村集体经济收入也从无到有，超过5万元。

　　除了交通，用水也发生了明显变化。石漠化面积占全国石漠化总面积近四分之一、形如一个巨大漏斗的贵州，天上下雨地下漏，缺水找水曾是贵州人抹不去的深刻记忆。

　　保华镇奢旮村就曾经“水比油贵”，每逢红白喜事，寨子里每户要提前给主人家送一桶水，既算送礼也是“凑水”。

　　“十三五”以来，贵州加大投入，解决了全省740.94万农村人口饮水安全问题。2016年以来，保华镇投入近6300万元，通过集中供水方式解决了包括奢旮村在内的8750余户安全饮水问题。

　　无人机航拍的北盘江大桥（2018年8月9日摄）。新华社记者欧东衢摄

　　水、电、路、信等基础设施的改善，畅通了贵州贫困地区与外界的人流、物流、信息流，释放了贵州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旅游资源和气候等优势，推动了农业、工业和旅游产业发展，创造了本土就业机会。

　　海雀村的一家民宿在接待客人（2020年8月4日摄）。新华社记者刘续摄

　　统计显示，贵州省农业增加值增速连续4年居全国前列，建档立卡农户人均纯收入由2015年的2803元增加到2020年的9960元，年均增幅28.9%。

　　奔向美好生活

　　居住在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荔波县瑶山瑶族乡的瑶族，是一个有着苦难迁徙传统的直过民族，为躲避战乱，曾不断迁往深山。因缺田、缺水、缺粮，长期以来，他们生存方式原始，以刀耕火种兼狩猎为生。

　　为过上更好的生活，1949年以来，瑶山先后组织了七次搬迁。

　　2017年至2019年，瑶山迎来史上力度最大的搬迁。政府总投入6000余万元，安排居住在深山里的最后246户1045名瑶族同胞住进县城的兴旺社区和毗邻小七孔景区的梦柳小镇。

　　拼版照片：上图为贵州省荔波县瑶山瑶族乡村民此前居住的拉片村林场组全景，下图为瑶山瑶族乡拉片移民新村全景（2017年8月8日摄）。新华社记者欧东衢摄

　　“现在房子比过去好1000倍，生活是过去不敢想象的。”40岁的何国强2018年通过易地扶贫搬迁从瑶山迁入兴旺社区。在当地干部的帮助下，他成了一名建筑工人，妻子也在敬老院做起了护工，收入稳定。而最让何国强欣慰的是，孩子们能享受到更好的教育条件。

　　2015年12月起，贵州把中央实施易地扶贫搬迁作为打赢脱贫攻坚战的重大政策机遇，坚持省级统贷统还投融资机制、贫困自然村寨整体搬迁为主、城镇化集中安置、以县为单位集中建设、不让贫困户因搬迁而负债、以产定搬以岗定搬。

　　贵州省毕节市纳雍县维新镇坪子社区苗族村民马雍全家在年夜饭开始前照全家福（2021年2月11日摄）。新华社记者欧东衢摄

　　“十三五”期间，贵州有192万人搬出大山，迁入城镇。搬迁不仅使曾经困处大山之中、穷居瘠土之上的农村贫困群众成了新市民、开启了新生活，也给城乡经济增长增添了新引擎，促进了区域经济社会发展。

　　贵州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搬迁33.85万人，接近全州总人口十分之一。据统计，该州易地扶贫搬迁工程直接和拉动投资超过400亿元。

　　“溢出效应已经开始显现。”黔西南州州委有关负责人说，易地扶贫搬迁拉动了当地建筑业、服务业的发展，倒逼了区域性产业的培育、发展和壮大，促进了人口、产业向城镇区域聚居，推动了区域工业化、城镇化、农业产业化进程。